找到那个“一针见血”的问题，为历史留下一份底稿

对《中国新闻周刊》而言，新闻的意义在于报道真相，而杂志的意义则是提供一种观察社会的视角。《中国新闻周刊》一直强调“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在追求真相的同时，还提供一种思维方式、观察问题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原来一直以“周”为单位做深度报道，但到了新媒体时代，我们开始以做日报的效率甚至是比日报还要快的节奏做深度报道。在我看来，新闻、报道的形式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编辑记者的劳动强度加大了，要求我们更快地拿出硬核新闻。

目前，《中国新闻周刊》“两微”等新媒体平台总粉丝量超过7000万，影响力在期刊中位列前茅。与其他媒体相比，我们有强大的医疗报道阵容——既有人员和资源上的长期、系统的积累，也有对医疗健康问题深入的、专业的认知。

以我本人为例，2003年《中国新闻周刊》对SARS的报道我曾全程参与；现任主编安然也有医学硕士的学术背景，曾在2007-2008年被选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健康报道访问学者；科技部主任钱炜则有着资深的科学报道经历，从事过大量疾病报道，是201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国际奖学金获得者。

在报道刚刚开始时，我们就细分了涉及疫情的专业领域包括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和病毒学家，而不应该是笼统的专家，三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这使得我们采访的专家更加丰富，也使得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深度的话题设置能力。

而《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团队也随着报道节奏和规模逐渐补充形成，抽调的记者和编辑成员来自于各部门，他们有热情、素质高、专业技能好。

疾病和医疗（产业）报道一直是《中国新闻周刊》一个重要的报道领域，正是依靠这些沉淀，在此次疫情报道中《中国新闻周刊》得以和财新三联一起站在最前沿。

同时，由于《中国新闻周刊》是杂志出身，这决定了我们的气质以及操作思路，必然不同于其他同类媒体。一方面《中国新闻周刊》是市场化媒体，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通讯社为背景的媒体，这就决定了，它在做新闻的指导思想上，始终要调和好市场需求和权威性之间的平衡，两者不能有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废。

比如众所周知市场需要猛料，媒体希望首发。但我们会比较克制，尤其是涉及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无论是2019年12月31日《武汉发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事发海鲜市场商家称“没有活禽”》一稿，还是2019年5月的关于东台血透感染事件的报道，我们都没有抢首发。

扫上图中二维码查看报道：《武汉发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事发海鲜市场商家称“没有活禽”》

这背后的考量是，媒体作为公共平台，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在媒体首发和自媒体首发其意义并不一样，我们需要拿到涉事单位的公开信源，写好稿子等待权威消息（包括涉事单位、地方政府等等），这是杂志和其他媒体在操作思路上的不同。

《中国新闻周刊》对此次疫情最早的报道源起于2019年12月31日，我们派出记者前往武汉，发出3篇微信稿——《武汉发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事发海鲜市场商家称“没有活禽”》、《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已隔离治疗，涉事海鲜城休市整治》、《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原因查明，专家解读“新型冠状病毒”》，是全网最早报道疫情的媒体之一。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包括我们自己。

1月16日，我们刚刚做完春节前最后一期杂志，进入为期两周的休刊期，但是武汉疫情报道开始出现，我和主编安然在微信上讨论春节期间的发稿问题，我们俩同时都觉得，武汉的疫情可能抬头，应该关注一下。当时的想法是，看看有没有家在武汉或周边的同事，能否过节和工作两不误。可惜没有同事要回武汉过年，于是我们安排了两名记者远程关注武汉的情况。

1月20日上午，新华社发布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权威消息（《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病毒疫情防控情况：仍可防可控 传染来源尚未找到》）。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催发稿件，并跟主编讨论增加报道力量，科技组全员进入工作态度。下午17:11，第一条稿件《病毒专家管轶：要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出现高效人传人》预览，19:15发出。

武汉金银潭医院住院楼南楼，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主要在此处隔离治疗。

随后，《中国新闻周刊》开始进入密集发稿期。与此同时，从1月24日（大年三十）开始，我们的另一本杂志《中国慈善家》编辑部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也进入密集发稿期。

《中国慈善家》是一本双月刊，原本在春节前我们已经完成了2020年第一期杂志的制作，但1月24日我们决定重新制作封面，将原封面报道换成关于疫情的话题。后来经过努力，我们推出了《武汉之痛：反思与救赎》的封面故事，以3万字、5篇稿子的篇幅，对武汉疫情爆发和防控、全国对武汉的救援情况以及慈善组织的表现进行了深度报道和思考。

与《中国新闻周刊》相比，《中国善家杂志》会更加注重慈善和救援领域。同时，因为《中国善家杂志》的截稿周期更长，所以会更加注重文本。文本是杂志的生命力，它不单指写作，而是指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写作。

在此次疫情报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报道者要有发现“真问题”的能力。而这也是评判好报道最重要的一个维度。“真问题”是帮助我们还原事实全貌的拼图，最好的深度报道应该具有科学文献意义、社会学的样本意义和历史留存价值。

比如在此次疫情中，“超级传播者”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尤其在疫情初期，公众甚至包括专家对病毒的认知有限，严重影响了对疫情的判断。

于是在1月20日，报道《病毒专家管轶：要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出现高效人传人》中提出了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的概念，当晚22点，钟南山在央视接受白岩松的采访，也提到防治的关键是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周刊的稿子比钟南山在央视接受采访早了三个小时。

紧接着的1月21日，在《中科院：武汉冠状病毒有很强感染人能力，世卫组织：可能持续人传》一稿中，我们首次提出“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文中指出：武汉一患者感染14名医务人员，专家认定其为“超级传播者”。

到了25日，我们终于完整地还原了这个“超级传播者”传染14名医护人员的过程，在微信平台刊发《“超级传播者”：他转移4次病房，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阅读量达90万。

2月17日，我们又在微信平台刊发《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阅读量达52万，它非常完整地勾画了武汉市中心医院230多名医护人员是如何被感染的，也是我们被引用最多的报道之一。

由于没有面屏、护目镜，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医护人员只能用塑料袋作为代替。图片源自受访者

扫上图中二维码查看报道：《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

此外，还有三篇杂志稿《武汉之憾：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疫情防控的决策路径》和《疫情之后，疾控改革往何处去》，都是经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报道。

此次疫情中曝出的信息是往往是突发且海量的，于是提问的能力、寻找报道角度的能力，决定了报道能否真正影响到公众，具备公共价值。

随着疫情的逐渐爆发，网民情绪也逐渐变得高涨，中国新闻周刊所奉行的原则是：作为一个报道者，不应该被情绪所左右，但应该关切公众质疑的内容和情绪所包含的信息需求，因为我们需要新闻线索，如果质疑和情绪能转化为线索，或者报道方向，它对我们是有用的，否则只会起干扰作用。

作为报道的组织者，我需要帮助记者排除这种干扰，理清头绪。

开始调配记者时，我们一直在讨论，疫情的严重性如何，传染性有多大，感染的人数是多少，会如何发展等等。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没有角度的，我们需要的只是信息增量，且越多越好。其中包括大量的线索和可以提供线索的人，然后进行甄别，随后在自己和同行的报道中寻找和发现更多的线索。

在线索的不断搜寻中，1月19日我们就nCoV-2019快速核酸检测试剂盒的事实进行了讨论，安排记者跟踪了解其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情况。

这个方向一直持续了两周，产生了4篇微信稿和一篇杂志稿——《在爆满的武汉医院：试剂盒供应与待确诊的患者》、《等待确诊：湖北11万人份试剂盒是如何分发使用的？》、《新冠病毒检测为何出现假阴性？与试剂盒有关的所有问题这里都说清楚了》、《科技部急征快速试剂盒，15分钟检出新冠病毒可靠吗？》、《新冠病毒试剂盒与“假阴性”之困》（杂志稿，刊发在2020年2月17日出版的第二个疫情封面报道）。

1月22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力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在突发事件最开始，不需要报道角度，需要的是具体的点，点越多越好，把一个个点了解清楚，把碎片化的点组成一个个拼图，尽可能地去扩大这张拼图，当你的拼图足够大的时候，你才需要角度。

而《中国新闻周刊》真正找到角度进行纵深切入，也就是第一个疫情封面报道方案，于1月28日确定。此时距离第一篇新媒体稿发出，已经过去了18天，我们通过自己对脉络的梳理和同行的报道，对武汉的疫情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

但当我们盘点之后发现，当时还没有一个全景式的长篇报道，所以，第一个封面的主文就定在了全景式报道方向，对武汉疫情从发生到发稿时间进行全记录——以白描手法，对此次疫情做全景式报道，还原疫情和疫区的全貌。

在稿件的操作方式上也有要求：不能空洞笼统地进行面上梳理，要有具体的人物故事，以时间线为坐标，通过不同层次的人物故事为切入点，梳理事件的重要节点，还原整个事态的发展、转折和走势；不是对已发稿件的整合，而是在我们自己已经发表的稿件和同行稿件基础上，重新梳理，找到具体的切入点进行新的采访。

随着重新采访，编辑提出把主文按1月23日封城这个时间点分成两篇，第一篇写封城前的武汉，要回答一个问题：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第二篇写封城后的武汉，还原事态如何发展。两篇稿子一共投入了7个人。

当编辑提出第一篇文章围绕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这个问题展开时，我觉得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一针见血”的问题，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不是坐在家里闭门造车就能想出来，而要通过反复地采访才能最终挖掘出来。方案之初，我只能给出一个大的方向，以及稿子想呈现的状态是什么，希望反映什么问题，最后报道《武汉之憾：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直指疫情为何扩散的核心问题，是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这篇报道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达100万。

对报道的挖掘与突破也体现在前文提到的《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一文中，报道团队一直契而不舍地进行追踪，一直想完整还原一个医护感染样本。直到李文亮之死，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我们逐渐了解了武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染非常严重，于是开始着手调查。

记者花了一周时间进行采访，反复核实感染的细节科室和人数，尤其是记者找到了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实名接受采访，对报道的完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另一个切面是武汉当地官员的人事变动。

2月7日晚上陶然笔记发布“陈一新将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重返武汉”的消息，我们的总编辑吕振亚立即电话我，说社长夏春平让我们讨论写一篇关于陈一新的时政稿。

时政人物稿一直是《中国新闻周刊》的长项。2017年在陈一新主政武汉期间，《中国新闻周刊》就做过关于武汉的报道《武汉复兴如何破题？》，文章从武汉招商引资、人才引进、产业升级、营商环境等方面来呈现陈一新的治汉思路。因为有这篇报道作为基础，所以我非常自信能做好陈一新这篇稿子。

于是花了两天时间，之前报道武汉的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梳理了一篇时政稿《陈一新临危受命》，稿件在新媒体平台上刊发，反响积极。

在操作第三个疫情封面报道时， 2月13日湖北政坛发生重要人事调整——省委书记与武汉市委书记双双迎来新面孔，湖北和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形势进入新阶段。于是我们迅速调整了报道方向，从时政角度切入报道，形成了第三个全景式封面报道《武汉攻坚——我们如何与疫情赛跑》，其中第一篇主文是《湖北换帅：抗疫迎来大考》。

这些报道中的尺度拿捏，就是用官方公开的报道资料进行梳理，进行客观、正面的解读。

《中国新闻周刊》一则典型新闻报道的生产逃不出以下分工——

在报道层面，记者盯微观，具体的动态，以及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编辑把握中观，提炼选题，或拆解选题，落实操作；主编既要负责稿件最终包装，日常具体稿件的发稿安排；我主要是整体把握节奏和方向。

每一篇记者采写的稿件，经过编辑也就是部门主任的编稿，然后交由主编签发，有时候编辑和主编的改动不小，包括重新提炼主题，稿子多的时候，我也会承担具体的改稿工作，主编是我们发稿流程的中枢环节，工作量非常大。

特别在面对重大突发新闻时，热点频出，变化极快，非常具有挑战性，最要防止的还是忙中出错。所以，稿子编审过程中需要格外关注的地方通常包括以下几点：基本事实有出入，需要核实改正，没有把握的要删除；原稿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需要做减法，达到最佳传播效果；逻辑较乱，需要调整结构；稿子完成后，事实信息又有新的动态，需要更新到最新。

在此次疫情报道中，我更多参与到讨论标题的工作中去。对一篇报道来说，标题既是核心信息的总结，也是影响用户传播的关键点，所以标题一般要满足几个要求：第一，准确概括全文或最精彩的局部；第二，吸引人，有意味；第三，不低俗，不做标题党；第四，不冗长，尽量去除干扰信息；第五，摸索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微信公号端采写发稿流程跟杂志稿并无区别，只是远程办公效率更高。疫情中，我们随时随地24小时连轴接力处理稿件，持续两周多贯穿我们的整个假期。

还记得1月24日，我列了一个表格，上面标明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层面分为三大类，一是疫情，二是科学进展，三是问责；疫情又分武汉、湖北和全国三个层面，涉及两大内容，一是有关于患者的内容，包括到底有多少患者，其疫情会如何发展；二是有关于医护人员及救治能力的问题。这几个层面随着时间的发展，侧重点会互相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记者也要按这个思路来调配布局。

每天我都会盯着新闻发布会的信息，从中把握事态的发展发向。记者看同行的新闻是找具体的报道点，我看新闻是要去思考事态的发展方向，发现下一个热点会是什么，争取提前布局。

在此次疫情系列报道中，《中国新闻周刊》的选题原则与以往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唯一可以称的上变化的，是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命运，个体自述的报道数量增多，或者像《被清空的武汉：一座没有陌生人的城市》这种由几个人物的个体故事组成的文章。而在以前，我们会更加强调硬核新闻，这类偏软一点的个体故事不是我们周刊的风格。

在这背后，我个人要反思的是对个体故事的认同。不仅仅是重大灾难面前，如果关注社会，不关注到个体，是缺乏温度的。而短平快往往做不出好的人物稿或人物报道，或者你只采访了一个人，上来就写一篇人物故事，很难会成为一篇好的报道。

一篇好的人物稿，是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坐标轴（或一个历史背景中）里去观察，去写作。而好的人物报道，或者是个体故事，应该是从个体能看到群像，或者个体故事让读者有带入感。

以《中国新闻周刊》出的两篇人物报道为例，《疫情次生灾害：“非冠”患者的求生》讲的是一个群体的故事，笔触冷静，不仅仅写故事，而是提出“非冠”患者的概念，把这个人群放在疫情次生灾害的位置上来观察；《父亲来自黄冈传染病医院病房的最后一个电话：“好的，战斗吧”》则是一个人体故事，故事的完整性很好，更能反映问题。

此次疫情报道中，《中国新闻周刊》共有三名记者去了一线。三名记者分别对应三个部门，一个是时政、一个是动态、一个是慈善。与以往相比，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工作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相对于以往以周为单位的工作方式，打破按部就班做新闻的模式，让我们能更快地拿出硬核新闻。

我们建立了两个工作群，一个是所有报道参与者（我和主编、编辑、记者）工作群；一个是我和主编、编辑的工作群；不同的工作群讨论不同层面的问题，重点选题会电话沟通。同时，杂志编辑部与新媒体中心也有个协作机制，确保所有报道能在第一时间在全平台得到传播。

对前方一线记者，我们没有工作量的要求，安全第一、量力而行。他们非常不容易，比如第一个到武汉的记者周群峰，大年三十的下午完成雷神山的采访后，晚上一个人吃了碗炸酱面就算过春节了。而且事后我才知道，周群峰刚到武汉工作时一直有咳嗽，就算这样他也坚持工作，两进中南医院采访。幸运的是，大家都没事，群峰也安全返回，度过了14天的隔离期。

不仅仅是前线记者，在此次疫情报道中，整个报道组记者的能力与效率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一方面，年轻记者的新闻热情让我感动，第一批进报道组的记者不分昼夜连续工作一个月；另一方面，年轻记者的工作能力也让我刮目相看，尤其是远程采访能力，比如《亲历者讲述：武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一稿，这么感染细致的过程、涉及人数、科室的核实，仅仅通过电话微信就能完成，真的非常了不起。

最关键的是锻炼了记者们甄别信息价值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甄别信息价值的能力”是都市报记者和杂志记者的区别。这需要记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具备这个能力，不可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对此次疫情而言，甄别信息价值的能力，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医学专业的知识积累（因为这是一个专业问题），二是逻辑思考能力、推理能力；三是基于对社会和人的基本理解，基于生活经验，而建立的对问题的判断能力。

这种能力的锻炼，从个人方面来说，就是多读书，从编辑部方面来说，通过多做选题来培养记者。

我做选题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书，比如我参与操作陈云的封面——《求实者陈云》时，买入了好几本陈云传记；策划《文学的镜像：共和国文学道路的苏俄色彩》这个选题，也是得利于我家里关于苏联俄罗斯和文学研究方面的藏书。

有一次接受采访时我讲过，用写论文的方式去研究和挖掘选题，再用故事化的方式来呈现，这些是体现报道‘杂志感’的一个操作方式。这种写作训练在学校教育中非常不充分，我也是得益于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长期训练。

此次疫情报道中，我们也有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第一是派记者去武汉的时候，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第二是1月16日重启报道的时候，因各种原因，稍有迟疑。当时杂志已经休刊，记者处于休假状态，我们没太好意思调配记者出差，这影响了我们进入报道的节奏。

这场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政经层面和人们的心理，接下来经济层面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3、4月是一个窗口期，一个是复工的进度进展，还有就是今年两会也是一个观察点。另一个是，我很希望某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能重返武汉进行报道。总之，今年“后疫情”时代会产生许多选题，例如我们已推出封面报道《疫情下的超级实验——远程办公与在线教育》，都值得好好做。

这一个月以来的报道经历，令我十分感慨。17年前我作为编辑记者参与了周刊的SARS报道。当时我们也做了四期封面——《非典型之祸》《SARS：我们还要付出多大代价？》《北京之痛》《中国初愈》，今天，我作为组织者参与周刊疫情报道，到目前为止，也做了四期封面。

在写第一个封面方案的时候，我脑海里首先呈现的就是SARS时候的报道。所以，我用《新冠病毒：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致敬我们自己，致敬《中国新闻周刊》的坚守——对真相使之以恒的追问，将新闻当作历史，这是最大的人文关怀。